新移民的长征：全家移民澳洲后仍愁孩子教育问题

2016年的两部电视剧《欢乐颂》、《小别离》的热播，也让中国城市“新中产”成为了热门话题。2017年初，中央统战部宣传办发布消息称，当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总体规模约为7200万人。尽管这一阶层很容易被定位为“

2016年的两部电视剧《欢乐颂》、《小别离》的热播，也让中国城市“新中产”成为了热门话题。2017年初，中央统战部宣传办发布消息称，当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总体规模约为7200万人。尽管这一阶层很容易被定位为“中产”，但接受央视采访时，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却认为自己收入水平、资产总量和消费水平还达不到中产阶层。

2017年1月，发表在半月谈网的一篇文章描绘了他们的生活图景：“多毕业于知名高校，从事体面的职业，在大城市安下小家，热爱知识和学习，追求有品质的消费和体验；这又是一个脆弱的族群，下一代的教育、住房、家庭成员的健康都是他们焦虑的来源。”

回顾2016，我们将目光投向他们，讲述他们“挣扎在悬浮状态”的焦虑与彷徨，记录他们为梦想和更好明天的不懈奋斗与期盼。

（图片来源:网易）

2016年，35岁的上海人张虹乾（化名）办成了人生中的又一件大事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本附近的小镇造了一座房子，带着自己的澳大利亚太太克丽丝（化名）和一双可爱的混血儿女搬离了上海。

尽管娶了个外国太太，但这并不是张虹乾移居海外的决定性因素。他2000年起出国留学，常年往返于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。婚后，克丽丝在上海的大学学了中文，现在5岁的儿子也在上海的爷爷奶奶影响下，学了一口流利的上海话。

2016年，张虹乾真正在澳大利亚安了家。事实上，如今像张虹乾一样选择在海外置业的中国人越来越多。据媒体报道，海外房产交易平台居外网数据显示，在北京、上海等成熟市场，中国买家对澳大利亚房产的询盘价有所下降。这说明开始考虑在澳大利亚置产的京沪人士已从少数富豪，扩大到考虑子女留学、想改变生活方式、想为资产保值的中产阶层。

但海外置业远不止掏钱下单这么简单。在一砖一瓦的汗水中，张虹乾体会了移居海外的艰辛和满足，而如何教育儿女在国外成材、如何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中赚钱养家，又给他带来了新的焦虑和动力。

“How hard can it be？（还能有多难呢？）”这成了他过去一年的座右铭。

说起搬家的原因，张虹乾的第一反应是居住环境。张虹乾的太太克丽丝是澳大利亚的执业医师，所以对家人的健康极其关注。2015年，张虹乾一家去澳大利亚短住时，发现了东部城市布里斯班附近的海边小镇。这里开车40分钟就能到黄金海岸，年平均气温25，当地人常年穿短裤短袖，衣橱里没有一条长裤。看到妻子和孩子们脸上露出笑容，曾在大学读土木工程的张虹乾动了“自己动手、长居下来”的念头。

于是，头脑灵活、善于社交的张虹乾告别了自己熟悉的都市生活，来到地域偏僻、生活节奏缓慢、老年人聚居的澳大利亚小镇，租了一套临时居住的房子，为新家做准备。2015年底，他以70万澳元（约合人民币361万元）买下了小镇上一块1100平方米的土地。他学着和当地建筑公司谈合同、定工期，从地基开始造起，又考虑到中国人的生活和审美习惯，从中国运来大部分家具。

原本成天在外忙生意的他，在2016年突然变身为“奶爸”，因为带两个孩子和造房子本身已像是一份全职工作。克丽丝在医院上班，他就在家照顾1岁的女儿，趁女儿睡午觉时看看股票。白天去超市买菜遇见小镇上的全职主妇时，从小生活在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家庭的他还有点不习惯。

（图片来源:网易）

每天接送大儿子去幼儿园时，他都会路过正在施工的新房子。看到房子一天天盖起来给了他最大的满足感。不过，澳大利亚工人拖拉的工作作风常让他不满。有时工地上没有人，他索性撸起袖子自己干。几个月下来，他和妻子皮肤的色差又拉大了许多。

不过，当被问及苦不苦时，天性乐观的张虹乾还是相当干脆地说：“不苦！把所有事都当作奇遇，日子就会过得很有意思。”忙了一年，到2017年1月，一座总成本约120万澳元（约合人民币623万元）、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的两层独栋别墅已接近完工。

和许多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一样，张虹乾出国置业的另一个理由是子女的教育。他的儿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。在比较了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教育环境后，张虹乾和克丽丝最终选择了后者。

据中国教育在线2016年10月发布的《2016中国出国留学发展趋势报告》，中国低龄化留学趋势加剧，出国读中学增长率超过了本科。在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，中国中小学阶段留学生占比都位居该阶段国际学生第一位。

国内的教育竞争压力通常是家长们选择国际化教育的重要原因，一些课外补课热潮的背后是中产的集体焦虑。而留学的低龄化实际上与“幼儿园大战”有关，一些有条件的家长“无心恋战”，选择让孩子去海外留学。

张虹乾夫妇便是其中的一例，赶在孩子入学前选择避开国内的激烈竞争，为他们挣得了一张外国小学的“入场券”。但他们对子女教育的焦虑远没有终结。张虹乾发现，他不仅要教孩子和其他律师医生家的孩子融洽相处，应对东西方的种种文化冲突，还要为孩子面对同样激烈的学业竞争做好准备。

张虹乾表示，由于澳大利亚这几年经济不景气，公立学校获得的政府拨款越来越少，难以留住好老师。“我觉得小学阶段还没必要去上私立小学，但如果他以后考不上最好的公立中学，就不得不去上私立中学。据我所知，好的私立中学学费一年要3万澳元（约合人民币16万），这也给我增加了压力。”孩子们尚未进小学，他就做起了长远的规划。

张虹乾特意在上海买了台钢琴运到澳大利亚的新房子，准备让儿子练琴。等女儿再大一点，他打算让她学大提琴。他坦诚地说，给孩子学琴是为了在澳大利亚考级，等考学校时就能多一点优势。他还注意到，英语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方面的补习班也在澳大利亚越来越多。

“以前觉得中国和外国教育很不一样，可能是因为我刚进社会，还不太了解。自己当了父母才发现，两个国家之间好像没什么差异。”他说。

在激烈的全球竞争环境下，补课似乎早已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。2016年8月，美国商业资讯网（BusinessWire）发布报告称，全球私人家教市场（包括亚太地区、欧洲、北美地区及其他）将在2016-2020年间增长6.76%，通过考试进入好学校是家教产业增长的主要原因。

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2017年1月刊登一名英国母亲的文章称，给孩子补课现在成了英国中产阶级的新焦虑。尽管心理学家认为补课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抑郁、焦虑，降低他们的自尊心，但许多家长都觉得如果不给孩子补课，就会有一种负罪感。

“去年买地造房子花了太多钱，2017年我的一个焦虑是，怎么把钱赚回来。”展望新的一年，张虹乾最关心的还是如何保障一家人在澳大利亚的“中产生活”。

而眼下的全球宏观经济状况让人难以捉摸。在2015年决定到澳大利亚安家前，张虹乾已经遭遇过宏观经济带来的挑战。当时他在中国为某国际知名超市承担商业地产开发工作，但由于全球零售业不景气，该超市大量关店，他个人也将主要精力转向了家庭。

但即使是在澳大利亚当“奶爸”时，为子女教育和父母养老精打细算的张虹乾还在不断寻觅商机。2016年，他在养孩子间隙“见缝插针地”和朋友合资在上海开了一家工厂，投身制造业。

“现在是制造业处于低谷的时候，加上中国成本上升，外国企业纷纷撤资，在我看来正是逆流而上抄底的契机。”他说，预计自己未来还将继续为了生意在中澳两国间奔波。

张虹乾无疑是全球贸易的受益者和参与者，他第一次出国留学时，正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的前一年。但如今，“保护主义”这个关键词却正在席卷全球。2016年11月，强调要保护美国制造业的唐纳德•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。他在竞选前后多次指控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，甚至威胁要征收高关税作为惩罚，这引起了中美两国及其他国家专家对“贸易战”的担忧。

“我觉得，外国的保护主义对我投资中国国内制造业的影响既有正面的，也有负面的。”张虹乾说，“打铁必须自身硬，有过硬的产品，加上得当的销售技巧，就能有脱围而出的机会。”

而在房地产投资方面，张虹乾也在观望澳大利亚房价的剧烈变化。由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投资者持续抬高澳大利亚房价，2015年以来，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，加强对外国房地产投资者的监管，澳大利亚各银行也在2016年收紧了对外国投资者的贷款政策。

《澳大利亚金融评论》2017年1月报道称，目前中国投资者对澳大利亚房产的兴趣已逐渐减少，譬如某房产网站上的搜索数量在近期下降了30%，中国买家做投资决定的时间也有所拉长。

“我周围很多中国人都在急着转让自己手里的楼，哪怕亏很多都要转让。”张虹乾说。住在小镇上的他认为自己身处澳大利亚大城市的房地产泡沫之外，尤其因为他是自己居住，“没什么贵了或者亏了的概念”。但他仍然表示，考虑海外置业的人们不应该盲目跟风，而应该仔细调查，谨慎行动。“对于中产阶层来说，谁的钱来得都不容易。”他说。